如何破解中国经济发展瓶颈

摘自：光明观察网

中国经济增长原因之一应归于高投资状态的持之以恒，据资料显示，今年1—8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66659亿元，同比增长26.7%。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28777亿元，增长16.7%；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14277亿元，增长29.0%。而重出口、重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重投资之下，必然带动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浮。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10月23日发布的经济形势显示：1—9月份国内生产资料价格各月同比涨幅分别为7％、6％、5.3％、4％、2.4％、0.7％、1.9％、3.3％和４％。1—9月份流通环节生产资料价格累计同比上涨3.6％，比上年同期高1.1个百分点。发改委认为，钢材和水泥价格上涨是影响前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走势的主要因素。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支撑了建筑钢材、水泥、有色金属市场需求。

　　这是一个连串的问题。追根究底亦在于重投资上。而建筑钢材、水泥、有色金属的市场需求主要来源于房地产业的拉动，这也是当下地产业带动中国经济的主要原因。然而，房地产业向来没有平稳过，也即指望地产业带动的经济发展并不牢靠、安全，相反会出现大的问题，譬如日本的房地产业泡沫带来的经济危机，以及才发生不久的美国次贷风波等，无不说明，这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息息相关，并多有雷同。

　　我所言的并不仅是这些问题，而问题之外，才是当前令中国整体经济运营不良以及固步不前的关键核心。也即高投资之下的生产资料上涨，势必意味着社会投资成本加重、技术革新面临岌岌可危的地步？怕是令人乐观不起来的。这难道说也会与当前的经济发展均衡有关吗？事实恰恰如此。

　　中国的重投资，本质上没有什么大问题，甚而无可厚非。世界各国经济也一直把投资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主要战略部署。然而问题出在，重投资不是载高新技术产业、不是具备核心技术竞争力的产业上，而是没有技术含量而言，无需技术攻关，如房地产业的投资持续增长，必然拉动建筑材料、钢材等价格上涨。表面上看是国际经济形势发展的问题，市场需求过于强盛，实质上仍是国内经济政策的导向问题。

　　由于生产资料的强劲上涨，对于非国有的民营企业，特别中小型企业，是一个难言之隐。在融资环境有限的情况下，这些企业的流动性资金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是不言而喻的，既加重生产成本负担，又面临技术革新需要的资金壁垒。当前，中国企业的融资渠道仅限于上市或银行贷款，而这些好事情自然落不到中小企业的手里。在国外，风险投资基金是比较完善的，很多国外小企业在没有资金支撑的情况下，自然可以通过，风险投资基金获取融资。直至目前，国内很多企业还要依靠国外一些风险投资公司的支撑，才能够完成企业规模扩大以及技术革新。这本来是一个好的发展途径——借鸡生蛋。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并不是每一个中小企业就有这么好的运气，可以融资成功。

　　至于面临融资困境、投资成本价重、技术革新难以实施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处境是一目明了的，这就会导致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处于“小屋子”里的窒息状态。不难想见，任何一个大企业、大公司都是从中小企业起家，如果没有了中小企业的土壤，中国具备世界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的后备军就会面临断层的危险。这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之一。

　　若想解决这一问题，务必要改善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在生产资料上涨时，可以减税、政府补贴、调控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导向，中小企业可以从银行顺利完成发展、技术革新资金等，也许这些又涉及到一个问题，譬如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问题，或也又影响到政府支持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惠民政策。事实这一问题大可不必担忧。因为市场机制会自主调节，中小企业得到休养生息的发展环境，必然扩张、壮大，这既带来就业率的提升，如原来用工500人的小企业，可能就会变成1000人、2000人的大企业。而据我所知，一些优秀的民营企业，其工资、福利、保险还是相对较好和完善的。这给予一个什么样的启示？是否与国家对于重投资带来的高就业率不谋而合？

　　事实上，政府不愿意揭开面纱的原因一直是因为国有垄断企业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公，以及盲目的依靠地产业加快中国经济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例，重投资的结果，是否真正创造产值了？多年以来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运行一直影响着国民经济，并且没有把经济成果全民共享；再以地产业为例，《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报告》中这样指出：土地购置费用在拉高投资率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投资统计中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完全等同于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固定资本形成。固定资本形成中包括无形固定资产，但目前投资统计中尚没有包括在内；固定资本形成中不包括单纯的土地购置费用，但投资统计中包括了以出让方式和划拨方式取得土地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依据统计数据，2006年固定资本形成率为40.9%，远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比2000年也只是增加了6.6个百分点。购买土地仅仅改变了所有权，并没有创造增加值。结果是，这样的经济发展是有水分的。所以民众不但收入无改观，还要面临高房价的压迫。

　　中国经济面临的发展瓶颈多多，这些只是其一。这就需要一个政府如何管理社会和经济的双重角色，而这两个角色又是不可分割的，因为经济影响到收入分配的问题，社会的管理又涉及到社会保障以及低收入阶层所面临的生活问题。这就给政府提出新一轮的命题，如何继续加大经济改革，确切说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更广泛的市场归位。政府需要做的是，不是主观意志上的经济先入为主，而应该是保障市场经济自由运行。其实按照市场经济存在的价值分析，任何形式的政府企图通过权力之手调节，最终都是失败的。

　　在我看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该扮演一个“无为而治”的角色；在管理社会公务上充当一个为普罗大众不惜“流血牺牲”为民代言、为民办事、并保障人人享有一切平等之权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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